斯文·赫定是瑞典人，生于1865年。少年时，目睹瑞典极地探险家诺登舍尔载誉归来的盛况，兴起"大丈夫当如是"的念头。机缘凑巧，诺贝尔投资俄国中亚巴库油田，当地一位工程师想为儿子聘请家教，赫定得到了这份合同。第二年也就是1886年春天，合同期满，赫定南下做纵贯波斯的旅行，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终生事业方向由此确定。此后长时间的探险生活，甚至使他无暇娶妻。他说：我已和中国结婚。
两项成绩使赫定名满天下。一个是发现楼兰古城，一个是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当然这都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赫定通过精确的描述，第一次把它们纳入西方知识体系。赫定因此成为世界级偶像，激励了包括斯坦因等一批人步其后尘）在一次宴会上，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对赫定的介绍者说：你该不是说，这就是那个赫定吧？而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领袖以结交赫定为荣，英国驻印度总督寇仁勋爵亦曾允诺提供一切条件帮助赫定探险西藏。可惜他旋即去职，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完全转变--禁止赫定从印度入藏，使得他只能绕道克什米尔。
探险的语境 谈到赫定结交各国政要，可以讲一个小插曲。1897年春天赫定结束在南疆和藏北的探险，取陆路到达北京，受到李鸿章接见。席间赫定向李鸿章介绍自己的国家如何富足，李评论道：那我要建议沙皇赶快占领瑞典。当李鸿章询问为何探险的时候，赫定终于得到报复的机会：为瑞典国王探查有没有可供占领的省份。
虽然是开玩笑，当时的标准语境的确如此。
赫定活了87岁，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语境的变迁--从殖民主义到合作与交流。1926年，赫定以61岁高龄再赴新疆，不过这回不再是探险，而是科学考察，背后还有南京国民政府支持，这与当年他数次从西藏被押解出境直是天壤之别。
如果不是语境的变化，赫定的履历表不可能到晚年还会奇峰突起。在获得南京政府信任的前一年，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1925年，赫定出版了诸多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我的探险生涯》，作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书的结尾，赫定表示，自己已经不能理解世事纷纭变化万端。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至于未来的余生如何发展，且看全能的上帝摆布吧！"
但是，上帝似乎还不想抛弃这位老先生。至少在探险领域，上帝想要抛弃的是"欧洲人"，同时确立一个新的标准－－人。看来赫定还可以胜任新的标准。最后在新疆的八年，赫定率领"多国部队"（包括中国科学家）以纯粹科学考察的面目出现，努力克制除了欧洲人都不是人的意识。这是他被允许继续在中国活动的前提条件。在他以前的书里，则充斥着"欧洲人"的字样；他的每一项发现，也全都基于"欧洲人"的立场－－"在我之前，还从来没有欧洲人到达这里"－－类似描述在《我的探险生涯》中比比皆是。
压箱底的护照 同时，在《我的探险生涯》中，也可以找到中国主权意识觉醒的证据。赫定最早进入中国是1888年底，他抵达新疆西部一个有中国驻军的边境据点时，驻军统领柯安当晚就前来拜访并致赠礼物。这个细节表明，当时中国人还没有现代边界意识，至少不认为赫定属于非法越境，而把他当作正常客人对待。但是到1906年赫定筹划第三次入藏，印度政府就建议他申请中国护照。赫定终于从中国驻伦敦公使（当时中国与瑞典没有外交关系）那里拿到了前往新疆的护照。（当时西藏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赫定便谎称要去新疆）
赫定自认为是一个信守诺言的绅士，但这似乎只对个人有效。欺骗一个国家，从未使他良心不安。大概这也是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新疆和西藏只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中国本身。对于中国主权的尊重，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把他归于殖民主义探险家并不算冤枉。
当时，赫定的确没把中国护照放在眼里，甚至打算一烧了之。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这本护照在整个行程中基本上都压箱底了。即使行踪暴露，西藏地方官员照例对他阻拦，也从没有怀疑他是否非法入境，更不曾要求验看护照。这说明当时的中国虽已表面上接受国际规则，但并不能推行到基层。在地方上，还是老办法。
赫定的护照只发生过一次效用，班禅因此确认他是客人，决定接见他。护照的概念，及于班禅的身边人而止。
官员、平民、随从和动物 在新疆和西藏探险，赫定要与三种人打交道：官员、平民、随行者。
大概赫定属于口德很好的那种人，他笔下的中国地方官员，要么很绅士，要么恪尽职守，即使在很多年后撰写的回忆录里，也从不恶语相向。我想这也和中国官员面对西方人时的自尊心有关，他们决不会轻易暴露自己恶劣的一面。
如果双方相安无事，赫定还会用感激的口吻叙述中国官员对他的关照。更多情况如果是像西藏地方官那样，奉命阻止他前进，赫定就多半会采取耍赖皮的态度，避免发生正式冲撞。看来多数官员还是对赫定礼敬有加，因此赫定最后往往不忘加上一句"我们成了朋友"。
对待平民百姓，赫定避免过多地打交道，为了能够顺利旅行，宁愿在和他们发生买卖关系时吃点亏。遭遇到小偷和土匪，赫定也并没有大惊小怪，毕竟这种情况在乱世天下皆然。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赫定与探险队其他队员的关系。赫定是个独行侠，从来不带西方人同行，基本做法是在进入中国之前，招募当地人组成他的探险队。一路也随时补充队员，特别是那些有特长的牧人和猎手。赫定对穆斯林更有好感，探险队前后两个最得力的领班伊斯岚和艾沙都是穆斯林。
可以理解，由于探险基本都是在杳无人迹的荒野上进行--死亡的威胁随时可能降临，赫定和他的队员们因此保持了质朴的感情。至少从他的笔下看不出探险队内部发生冲突的纪录，对于长达二十多年的探险旅行、前后招募不下数百人的事实来说，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纪录。来自五湖四海的乌合之众，情愿跟随一个西方人出生入死于穷山恶水之间，除了报酬的吸引力，赫定的人格魅力应该说也是重要因素。在回忆录里，赫定尽量为他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名字，以及赞美的评价。
但是有一个事实令我反感。那是赫定第四次入藏的时候--为了保密，他向招募的队员们谎称要去新疆，这使他们误认为旅途将很轻松。当赫定突然命令探险队走向藏北无人区，就意味着拿整个探险队的生命去冒险。接下来是气候恶劣、粮食短缺、随行上百头牲口的陆续死去，但只要还有一匹马就要作为赫定的坐骑一路走下去……赫定是老板，他很清楚自己的角色。
就像所有的冒险家的性格一样，赫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一切代价，一路上就这么赔进很多探险队员的生命，跟着送命的牲口亦不计其数。不过，赫定对野生动物反倒爱护有加，除了必要的猎取肉食，他禁止手下随意射杀野骆驼、野牦牛、野驴、天鹅等当地野生动物。这在那个动辄炫耀射杀多少头猛虎的时代，已算是难能可贵。
"做第一个西方人" 赫定探险新疆和西藏，最主要的动力是那里的很多地方"从来没有西方人去过"，他想做"第一个西方人"。我在前边说过了，这是一种偏见，但也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把人类的知识进行西方式的精确描述。如果没有赫定，也许楼兰古城的命运就是永远沉睡地下。
赫定想做"第一个"的念头近乎偏执。例如，当他听说英国人杨赫斯本已经率兵打进了拉萨，他就对这座魂牵梦萦的圣城掉头不顾。他最得意的是弄清楚了外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地理状况，填补了"地图（欧洲版）上的空白"。为此他斤斤计较于"外喜马拉雅"（西藏冈底斯山脉）的命名权，对于支持他观点的学者和探险家感激不尽。换句话说，赫定数十年探险生涯的动力是追求荣誉，探求知识的渴望倒还在其次。
在《我的探险生涯》中，赫定都是从西部进入中国，前一次是翻越帕米尔高原，后两次通过克什米尔。返回的路线比较多，除了走原路，一次是从北京向北穿过蒙古经西伯利亚回国，还有一次是直接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回到印度。除了走蒙古那次，这些路程都非常艰险，如果不是久经考验，仅高山反应就不容易对付。
被赫定验证的宿命 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为什么新疆和西藏最终归属中国的问题。
赫定的探险表明（或者说再次证明），就新疆和西藏而言，从外部进入要远比从内地到达困难得多。喜马拉雅山的几个山口也许是例外，但那只是针对和平商旅而言，一旦发生战事，守住少数几个山口，喜马拉雅就是不可逾越的。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翻越喜马拉雅成功入侵西藏（英国人杨赫斯本在1904年做到这一点，盖因他的武力优势太过明显。此前的廓尔喀人或许也算一次，但旋即被击退，而他们本身也是山地民族）。相反，从内地进藏尽管路途遥远，但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天险。西藏的地形面对内地则呈缓降之势，它的险峻更在于面对境外的那一边。
新疆的情况更是这样。从地形上说，它向内地是敞开的--河西走廊自然连接新疆的罗布泊地区。但是面对外界，除了西部的伊犁河谷，皆是崇山峻岭。古代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高山反应，也是在那里体验的。瘸子帖木耳曾于1405年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试图征服中国，不过很快就病死途中。幸亏他来不及尝试，否则局面一定会很难看。19世纪阿古柏以中亚为基地征服新疆西部，但只是"窜犯"那个档次，在左宗棠的大军面前不堪一击。左宗棠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及后勤人员，很难想象他的对手能够通过新疆西部少数的山口做到这一点。
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竞争甚烈，但都承认中国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控制权，除了势力均衡的考虑，也是因为从外部进入那里实在太过困难。中国以当时的弱势地位，仍能维持在新疆和西藏的统治格局甚至有所进取，交通相对便利当是决定性因素。
地理因素是自然天成的，很多时候，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无法逾越的宿命。
斯文赫定的旅程 1885年，时年20岁的斯文赫定获得了去俄国巴库做家庭教师的机会，工作完成后进行纵贯伊朗的旅行，然后从中东返回瑞典。这是他此生中亚旅行的开端。
1890年4月，赫定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作为瑞典王国外交使团的翻译，他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在国王支持下，开始了他在亚洲的第二次探险旅行。
1890年12月，他由俄国进入中国新疆，抵达中亚名城喀什。1891年1月初，斯文赫定离开中国，返回瑞典。
1893年10月16日，斯文赫定又一次离开故乡，前往亚洲。1894年2月进入帕米尔高原，并在慕士塔格山脚下住了一段时间，曾试图攀登这个著名的"冰山之父"。1894年5月1日，抵达喀什。1895年2月17日，斯文赫定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由于经验不足、条件恶劣，经过苦苦挣扎才被正巧路过的一支骆驼队搭救。
1899年，斯文赫定前往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楼兰古城。1901年曾前往藏北探险考察，被西藏地方政府阻拦，1902年经印度返国。
190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他的主要目标是西藏。他从克什米尔进入西藏西部，途经藏北抵达西藏腹地，会见班禅喇嘛。对西藏部分山川地形绘制了地图。
1926年冬天，斯文赫定带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再次来到中国。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经谈判，斯文赫定与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协议。协议的最重要部分是：由中国瑞典双方共同组成中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都是中国的财产。1927年5月，斯文赫定和徐炳旭教授率领科学考察队离开北平，前往中国西北。
1933年10月，斯文赫定等受当时南京中央政府铁道部门委托，勘测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即后来的兰新铁路）。 整个考察活动到1935年结束。
标题:斯文·赫定和他的中国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