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山峰的攀登历史相同，在完成那些最简单的路线后，人们开始有了想法，希望能从更困难的路线登顶。在最初对山峰的恐惧消失后，他们渴望能在每条山脊，每面岩壁上开辟新路线，以体会和首登者相似的激动心情。
1879年，时年23岁的英国人阿尔伯特•弗雷德里克•马默里（Albert Frederick Mummery）和瑞士向导亚历山大•伯格勒（Alexander Burgener）在策马特会合，他们的联手被认为是当时阿尔卑斯地区最强大的绳伴之一。9月3日，马默里、伯格勒以及另两位向导奥古斯丁•詹蒂内塔（Augustin Gentinetta）、乔哈恩•佩特鲁斯（Johan Petrus），拿下了茨姆特（Zmutt）山脊。山脊被陡峭的北壁和西壁环绕，被证明要比早期的路线难很多。时至今日，它依然享有崇高的声誉。
1874年，18岁的阿尔伯特•弗雷德里克•马默里第一次攀登了马特洪峰，虽然他曾认为“我对于登山的兴趣将就此终结”，但后来还是七次返回这里，其中包括了1879年首登茨姆特山脊路线，一条现在马特洪峰的经典路线。
第二年，“马默里-伯格勒”组合在装备了安有平头钉的靴子后，沿着山峰西侧一条约60°的冰槽攀登到了狮首（Lion‘sHead）和西南山脊起点间的垭口。同年，在向导本尼迪克•维尼泽（Benedikt Venezt）的协助下，他们还尝试了日后被称作福吉恩（Furggen）山脊的路线。受阻于冲顶前的最后几段难点，只得从平台（马默里平台）迂回至霍恩利山脊登顶。
福吉恩山脊是马特洪峰四面的山脊中最迟被解决的路线，这多半是由于靠近顶峰处的悬岩。温伯尔和他手下的向导在第一次沿这条路线攀登时就尝试过这组岩石，但只有高迪奥·雷（Guido Rey）坚持住没有脱落。在1899年他最后一次和安托万•马奎纳兹（Antoine Maquignaz）攀登这条路线时，从悬岩旁边绕了上去，登顶后再从顶峰放下绳梯，仔细探索--但正如他本人事后承认，“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登顶”。两年后，1911年的9月4日，马里奥•皮亚琴察（Mario Piacenza）和他的两位向导让-约瑟夫•卡雷尔（Jean-Joseph Carrel）及约瑟夫•加斯帕德（Joseph Gaspard）再次受阻于顶峰悬岩，这次他们攀登到了福吉恩山肩，然后向南迂回，重新切入山脊登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9月23日，阿尔弗雷多•佩里诺（Alfredo Perino）和向导小卡雷尔及贾科姆•齐亚拉（Giacomo Chiara）终于完成了顶峰悬岩直上路线。曾在马特洪峰进行过多次攀登尝试的小卡雷尔利用自己精湛的技巧通过了难点。十一年后，年轻但理智的沃尔特•博纳蒂（Walter Bonatti）完成了该路线的首次冬攀。如今，福吉恩山脊依然被公认为马特洪峰四条主山脊路线中最险峻的一条。
图：攀登者在沿狮子山脊向建于1893年，地处3835米的“Luigi Amedeo”木屋下撤。后面的Grand Torre高3960米，那里就是让-安托万•卡雷尔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攀登到的地方，1969年，人们在“Savoia”木屋旁边搭建了一个新营地，并以卡雷尔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photo/Cervino Guidescollection
至此，那些致力于将攀登难度不断提升的登山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岩石立柱、扶壁以及过去被认为无法攀登的山脊路线。1906年，著名作家埃德蒙多•德•阿米西斯（Edmondo DeAmicis）的儿子乌戈•德•阿米西斯（Ugo De Amicis）和阿里戈•福拉斯特（Arrigo Frusta）部分完成了丁达尔峰南山脊路线，但没能登顶。1933年7月7-8日，来自瓦莱达奥斯塔的安托万•加斯帕德（Antoine Gaspard）和巴斯勒•奥里耶蒂（Basile Ollietti）在天才阿米尔卡•克雷捷（Amilcar Cretier）的带领下完攀了这条路线，很遗憾，这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攀登：在沿传统路线下撤回意大利时，三人死于坠落。
霍恩利山脊上的攀登者，这条首登路线现在是马特洪峰的传统路线，最繁忙的时候，一天内会迎来超过200名攀登者。大量的队伍在岩石留下了道道伤痕，还有数不清的路绳。photo/Beat Perren
小卡雷尔，马特洪峰历史上最伟大的攀登者之一。正是他在1941年解决了福吉恩悬岩，为完成福吉恩山脊/皮亚琴察山脊直上路线提供了可能。时至今日，这依然是马特洪峰最难的山脊路线，通过顶峰悬岩需要在并不可靠的岩石上完成一系列5.8的移动。
就在攀登者对山脊路线的探索还没有结束时，有一队人马率先杀向了岩壁——尽管那不是一条完整的岩壁路线。1879年9月3日，威廉·潘豪（William Penhall）和他的两位向导费迪南德·依姆森（Ferdinand Imseng）、路易斯·泽布拉肯（Louis Zurbrucken）开始了在裸露、偏僻的西壁上开拓性的尝试。三人沿一条沟槽攀登到靠近“茨姆特之齿”（teethof Zmutt）的位置，然后顺着茨姆特山脊登顶。他们的这次攀登在当时堪称绝技，其中穿越了恐怖的岩崩区--路线总长度大约有一半是和马默里队共有。后者和他的向导们在同一天完成了茨姆特山脊路线首登，并早于三人组数小时登顶。
很快，越来越多的攀登者开始沿不同的路线冲击西壁，希望能攻克它的悬岩。克雷捷（Cretier）、莱昂纳多·佩森（Leonardo Pession，又一位来自瓦莱达奥斯塔的攀登者）以及小卡雷尔先后尝试，但均无功而返，直到1962年8月8日，才由在马特洪峰工作的向导雷纳托·达奎因（Renato Daguin）与乔瓦尼·奥丁（Giovanni Ottin）开辟中央悬岩直上路线，这也是第一条“完整”的西壁路线。
图：弗朗茨和托尼，1931年，他们骑车从摩纳哥来策马特，两天搞定北壁，把当地的向导震了个目瞪口呆。后者在几年后攀登Weissbachhorn时死于坠落。
一战的结束迎来了北壁的攀登高潮，这面马特洪峰最不友善的岩壁和艾格尔峰北壁以及大乔拉斯峰北壁并称为欧洲三大北壁。多年来，人们对它都感觉无从下手，尤其是中央部分一段连接下方冰层和上方简单的斜坡之间的难点始终无法通过。在1931年7月前，它无情地拒绝了多对绳伴，就在这时，来自德国的施密德（Schmid）兄弟，弗朗茨（Franz）和托尼（Toni），骑车从摩纳哥来策马特攀登北壁。
刚开始，当地向导认为这两名不起眼的德国单车男孩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但兄弟俩不为所动，而且当时岩壁上的攀登环境对他们有利。运气、勇敢，或许再加上一点点无畏，7月31日-8月1日，他们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解决了北壁。
攀登者在岩壁上的竞赛并没有因为施密德兄弟的胜利就此打住：南壁、东壁和西壁还有很多事可做，有的还没有实现首登，有的则存在难度更高的新路线。南壁上的山脊、岩石壁垒、垂直柱状山体结合起来组成了一座天然的迷宫，其中潜藏着数不清的路线等待着攀登者去发掘。1931年10月15日，在伙伴莫里斯·比迟（Maurice Bich）和恩佐·本尼迪特（Enzo Benedetti）的陪伴下，小卡雷尔寻找到了通过迷宫的第一把钥匙。仅仅不到一年之后，小卡雷尔和比迟以及另四位向导[卢西恩·卡雷尔（Lucien Carrel）、安托万·加斯帕德、本尼迪特、朱塞佩·马佐蒂（Giuseppe Mazzottti）]在更加陡直的东壁开辟了第一条路线，从容易的平台攀上最后250米长的垂直岩壁，然后小卡雷尔先锋了一段屋檐，固定好路绳后帮助其他队友一一登顶。十年后的9月，小卡雷尔又和阿尔伯特？迪法耶（Albert Deffeyes）首登迪法耶山脊，一条位于南壁左边的精巧的路线。
与此同时，北壁并没有被冷落，它仍然享有攀登者崇高的敬意。首登结束31年后，1962年的2月，来自瑞士的向导保罗·埃特尔（Paul Etter）和希尔蒂·冯·奥曼（Hiltivon Allmen）用两天时间完成了施密德路线的首次冬攀。从1959年7月迪特尔·马查特（Diether Marchart）开始，北壁逐渐演变成了solo爱好者的天堂。1980年，让-马克·鲍文（Jean-Marc Boivin）先从东壁滑降，随后又用四小时零十分钟沿北壁登顶。六年后，两位快速攀登最重要的倡议者，克里斯多夫·普罗非特（Christophe Profit）和埃里克·埃斯科非尔（Eric Escoffier）在岩壁上引入了新的玩法，他们开始比赛谁先完成“北壁三步曲”，即连续攀登马特洪北壁、艾格尔北壁和大乔拉斯北壁。虽然两位攀登者在第一次尝试时都没能成功，但普罗非特还是在1987年完成了这项计划，事后他坚称自己和埃斯科非尔之间所谓的敌对关系完全来自于媒体的虚假报导。为何要制造这样的噱头·或许最根本的原因是攀登本身的改变：随着现代冰镐和前齿技术的出现，岩壁已经不象最初那样无法企及--这也是阿尔卑斯山脉众多攀冰路线共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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