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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员。1989年4月结束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访问后，便开始了筹划已久的第一次环球旅行。现飞过大西洋到伦敦，然后水陆兼程，闯过英吉利海峡，欧洲大陆，伊斯坦布尔海峡，中东和红海到达埃及，再飞往东非，然后飞越印度洋，最后陆行经印度巴基斯坦，沿喀喇昆仑公路由红其拉甫山口入关。4个半月的只身旅行，经历甚丰，有过许多欢乐的回忆，也有过丧魂落魄的时光（曾两次被抢劫）。但如果只让我讲一件事的话，那便是在东非登乞力马扎罗了。
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一个硕大无朋的锥体，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边界海拔百米处，横空出世，一下子升到5895米的高度。遇上好天气，五六十公里外的天然动物园里，你可以看到人世间独一无二的景象：火山口处皑皑的积雪，山腰处缭绕的彩云，山脚下不乏舒缓的象群。
坦桑尼亚莫希市的主要街道很像我插队时县城的大街，这是我国工程队在70年代初援建的。1989年7月13日早晨我从这儿乘车出发，一小时后到达马兰固，然后背着行囊和满天的阴雨，行走在起伏的岗峦上。当地的居民大都是圆柱形的土围墙，圆锥形的草顶，很简单原始，但其古朴的形象嵌入岗峦细雨，便构成一人的画面。途中经一所小学，明朗书声和着风雨，甚是悦耳。此刻我全然没有了这几天来直到今天早上还有的激情，而是怀着一种安宁的，甚至有些忧郁的心情，走向乞力马扎罗。
到达乞力马扎罗公园门口已近中午，先后到达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共31人，他们都是来参加这次由国家公园组织的登山活动。我们被分成10多个小组，每个小组配一名向导和一名食品搬运工。公园方面还提供食宿及必要装备。不知这些，下山时每人还会得到一张证书，上面标明你来登过山，或是到了火山口，还是登了顶。（火山口是倾斜的，到火山口和登顶不是一回事。）
当天下午踏着泥泞在热带雨林中穿行，林中雾气弥漫，几乎见不到天空。和我在一组的是一位叫特雷西的美国妇女，毕业于费城大学新闻专业，当时作为联合国技术人员在利比里亚电台工作，使滑雪爱好者。营地是一些木棚，作为宿舍、餐厅、厨房。每天早晚两顿热餐，有土豆、胡萝卜、肉、通心粉、茶等。
晚饭后，山雨潇潇，油灯如豆。大家在餐厅里聊开了。我们这31个人中大多数没有到过4千米以上。但也有了不起的。法国人马歇尔夫妇上过北美麦金利峰（6192米）。一个带着15岁儿子前来的德国男子上过中国的慕士塔格（7546米）。不过我们这群人里最夺目的明星是一位和姐姐同来的佛罗里达的姑娘，她一年前因癌症动过手术，不及前才停止化疗。我只有一些担任登山失败的经验。乞力马扎罗是靠近赤道的火山，起落缓，雪线高，加之有向导，技术上的困难不太大；担任一下子从海平面上升到近6000米的高度，中间没有停留休整的适应过程，高山反应会很强烈。
14日上午摆脱了丛林。随着高度的上升，草和灌木越来越稀少。食品搬运工开始忙于寻找枯枝栏目，作为晚炊的燃料。我们组的黑人向导艾米立瘦小干练，他说中国人够朋友，给坦桑尼亚修了铁路，送来了医生，不过他当向导11年了，第一次碰到中国人来爬乞力马扎罗。其实13日中午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听说我来自北京也十分惊讶，在他们登山注册表上我是第一例。我问特雷西为什么要来登山，她说她要来试试她能到多高。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来登山，大概是他们认为登山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不该是个问题。
傍晚到达坐落在悬崖边上的科罗板营地。崖上有金黄的野花，崖下有铺到天边的云海，夕照下黄昏异常美丽。尽管气温很低，人也十分疲倦了，大多数人仍静立崖边远望，久久不忍离去，直到天黑尽。
失眠是我多年的朋友了，在一天的登山劳累之后，仍然伴随着我。听着山风扑打顶棚，以往几次不成功的登山中的艰难夜晚又一一浮现在脑海中。88年1月南美安第斯山里，闪电划过长空，狂风吹翻了帐篷；只好把行李架在胯下，把帐篷裹在身上，在大雨中待到天明。88年6月在麦金利山，浅蓝色的帐篷外面明月照着积雪，我却无心欣赏，我不时地做些运动，不让自己入睡，不让自己成为“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睡袋实在不能低档可怕的严寒。那些时刻，喧闹拥挤的都市重新变得温暖诱人。我曾几次起誓不再参与带有探险性质的登山了，可我不是那种子阿了决心便一定能去做的人，有点风吹草动，碰上适当的机会，便动摇了。就这样，我又瘫在这儿，体内着山风怕打着顶棚。不知过了多久，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15日上午经过了最后一个水源，又翻过一个大坡，消失了两天的乞力马扎罗火山口又出现在眼前。赤道的太阳慷慨的照耀着海拔4000多米的荒坡，荒坡被晒列了的石块点缀着。即使由于高山反应肌肉乏力，也为了想节省体能冲击顶峰，七公里坡花了4个小时才走完。我们来到了海拔472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基保。
半数以上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头痛，有几个呕吐的很厉害。佛罗里达来的姑娘躺倒了，躺倒的还有一位像斗牛士一样强壮的西班牙汉子。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有几个开始一点不起眼的小个子，此时却健步轻履，谈笑风生。高山的确给另一类人提供了展示自己力量的舞台。我的静止脉速由平时的每分钟60次上升到每分钟近百次。喝了一些热土豆汤，6：30分便钻进了被窝。当然不能入睡，一度有过的安宁和逸兴已完全被兴奋和紧张所替代。翻来覆去，到午夜时分，起床的哨声响了。
踏上最后一天的征程是16日夜零时30分。外面气温零下18度，月明，无风。原先的10多个小组变成3个大组，之字形地攀登在环抱着火山口的约一公里高的大坡上。3时30分月落了，也由于黑暗而变得更加漫长，寂静中只有喘息声和靴子才在冰雪碎石上的擦擦声。不时有向导把不能或不愿继续前进的登山者护送下去，队伍不断的重新组合，人数越来越少，速度越来越慢。登山这种壮举，在很多时候，便是这种一步一步地，吃力而又异常单调的重复的积累。又过了许久，天发白了，大坡也看到了尽头。早晨6：30我们站在火山口东侧海拔5685米的吉尔门点。太阳出来了。
从吉尔门颠倒火山口南侧海拔5895米的最高点乌呼鲁还要穿越沿着火山口边缘上上下下约2.5公里的冰川。在到达火山口的15位登山者中只有两位丹麦年轻人，法国夫妇马歇尔和我共五人决定前往乌呼鲁。同行的还有艾米立和另一位向导。
在未能到达火山口和逸吉尔门点为终点的登山着中，有的真的是体力不支了，有的则是被种种高原反应折磨得很痛苦，担心继续前进会发生意外。许多西方登山者并不把达到某一高度作为自己的目标。特雷西京在离火山口100米的地方停住。事后她说她的确很累，也满足已到达的高度，她觉得爬到那儿和爬到火山口没什么区别。我决定前往最高点与其说是我感觉尚可，不如说是有下述观念所驱使：世界浩大，人生短促。我已到了火山口，若是就此下去，这辈子恐怕不会再来了；即便上来，36岁时到不了顶，以后还能上顶吗？
最后这一段路程是和强者们同行，很有点力不从心。我不时停下来大口喘息，还有过恶心的感觉。艾米立很会鼓励人，说在近6000米的高度我这些反应是小意思，并好几次告诉我再过10分钟就可以庆祝胜利了。在离顶峰不远的地方，脚下一滑，砰地摔倒在冰上。我就势躺着闭上双眼喘息，一动也不动；足足过了20秒钟，艾米立轻轻的抽了我一个耳光，我睁开了眼，我们相对笑了起来。
到达顶峰是上午8：40，1989年7月16日。我们5位都到顶了。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约4平方公里）基保荣誉其中千姿百态的冰川完整而清晰的呈现在眼底。再往远看，日照下云海已经腾起。云雾下面是非洲大陆。珠穆朗玛、阿空加瓜、麦金利都在万里之外，万里之内没有人能比我站得更高。我的整个身心被快感所充盈。
离开乌呼鲁时我突然有点惆怅。在我之前不知是否已有中国人到过这儿？无论怎样，我应该带上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把它插在非洲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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